许宏:大都无城
发布时间:2014年5月25日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不绝于书;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墙也不鲜见。至于湮没于地下、经发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鳞次栉比的里坊或胡同,以及将它们圈围起来的高大城郭,构成了中古以后帝国都城最鲜明的物化表征。

  所以不唯公众,即便学术界,一般也是把“无邑不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的一个显著特色来加以强调的:“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1]“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2]但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一特征并非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始末,而是有其鲜明的阶段性。历数十年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学术界取得的大体共识是,拥有南北向长距离的都城大中轴线、城郭里坊齐备的古都布局,可以上溯到北魏洛阳城[3]和曹魏时期的都城——邺城[4]。再往前,如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乃至更早的先秦时期的都城,就不是那么形制规范、要素齐备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阶段有着怎样的发展轨迹?是单线平缓“进化”,还是有重大“变异”和波动?城郭齐备的状态是主流吗?其背后的动因又如何?如此种种,都是关涉中国古代都城甚至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大问题,因而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梳理考古材料,提出我们的看法之前,先对相关概念作一界定。

  与城相对,郭是“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5]。从聚落形态上看,郭是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在郭出现之后,郭虽有大城、郭城、外城、外郭城等不同的称呼,但其意甚明。既然郭的存在以城为前提,没有(内)城,郭则无从谈起,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也就只能称为“城”。从城郭的视角看,本文所提出的“大都无城”之“城”,指的就是这种聚落外围的城垣。

  这里还有必要对本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郭区”加以重申。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已指出夏商西周时期“都邑之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这两大部分的雏形”,但罕见郭城城垣。当时的都邑遗址大都“由宫庙基址群及周围的广大郭区(含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组成”,并举例提示“早期城市中有松散的郭区而无外郭城城垣的现象,在文献中似亦有迹可寻”[6]。

  相对于外郭,城又被称为小城、内城,指的是被圈围起的聚落的一部分空间。这部分聚落空间,往往具有特殊的功用。在都城遗址中,它们多为贵族或统治者所有,属于一般意义的宫殿区,故这类区域也往往被称做宫城。上述小城、内城之类,是从规模或空间位置的角度给出的命名,虽然模糊但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宫城的命名,则是从属性的角度给出的,意义明确但具有较强的排他性,使用时反而容易引发异议。如果一定要用宫城这一概念,就要考虑到它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宫城即小城或内城,它包含了与宫室有关的各种建筑、手工业作坊等附属设施、贵族府第甚至一般居民点和空地(苑囿)等;狭义的宫城则是指用宫墙围起的、含有宫殿区内的主体建筑(一般为宗庙寝殿所在)的大的院落[7]。

  小城、内城、宫城在称谓上的混乱,由来已久且持续至今。如果稍加整合,内城(小城)可以定义为等于或包含宫城。相当于广义的宫城即内城的区域,在汉魏之后逐渐具有皇城的性质。至隋唐时期,以宫廷服务机构和朝廷办事机构为主的皇城区域正式被明确下来。

                                                    

  通过对都城遗址考古材料的梳理,我们认为“大都无城”是汉代及其以前中国古代都城的主流形态。以下即分阶段对此加以分析。

  (一)二里头至西周时代:“大都无城”是主流

  公元前两千纪伊始,是古典文献记载的夏王朝前期,但在考古学上看不到所谓的“王朝气象”。中原地区仍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尚无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约公元前1800年前后,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先后衰落,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二里头出现于中原腹地的洛阳盆地。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8]。

  至少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始,二里头都邑的规模已达300万平方米以上,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在其中心区先后出现了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大型围垣作坊区和纵横交错的城市主干道等重要遗存。但在逾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9]。有学者注意到二里头时代的设防聚落一改龙山时代城垣辅以宽壕的传统,在聚落内部流行窄环壕以明确功能分区,聚落外围则流行宽环壕,进而推断“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秩序或许是二里头时代居民多选择开挖环壕而少筑造城墙的原因”[10]。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表一)。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联的血亲集团所组成[11],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都邑颇为相近,无独有偶的是,殷墟也显现出与二里头相近的聚落形态(详后),这是值得重视的。

  到了商王朝二里岗期,二里岗文化不仅迅速覆盖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而且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都有极大的飞跃。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围以城郭,有极强的防御性,应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有计划设置的。郑州商代遗址群的总面积达25平方公里,外城加沼泽水域围起的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12],而其中3平方公里的城垣内除较集中的宫室建筑群外多为空地,故不少学者认为“郑州商城已发现的内城可理解为‘小城’或‘宫城’”[13]。而由不足1平方公里扩至2平方公里的偃师商城,则城垣宽厚且有意设计出多处拐折,城门狭小,加之城内府库类建筑的设置,都体现了较浓厚的战备色彩。鉴于此,郑州商城为商王朝主都,偃师商城是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14]或辅都[15]的意见应是较为妥当的。

  关于二里岗国家的性质,学者多有论述。由大规模城郭的出现,以及对晋南和长江中游等地的扩张和据点建设,有学者认为商周王朝“战士国家”的特质,在这一时期就已显露[16]。“二里冈期商文化区中心周边的城址跟随着中心城址废弃的现象,说明了这些城址不具备政治上的相对独立性,它们是当时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方政权的城邑而不是间接控制的诸侯国(习惯上称商代的这些国家为‘方国’)的城邑”[17],甚至可以说,“商代晚期以安阳为中心的政体显示出商王室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获得像二里冈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18]。这种政治性强势干预甚至显现在陶器生产和消费上:“二里岗时代,在中心地陶器组合扩散的同时,各地的地方要素急剧减少甚至灭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即被伊洛·郑州系陶器一元化。”[19]这些特征,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城郭形态在二里岗时代出现的历史背景。

  随着以郑州商城及其郊外的重要遗存小双桥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岗文化的衰落,以洹北商城为中心的洹河两岸一带作为商王朝的都邑崛起于豫北,殷墟遗址群开始走向繁荣,殷墟文化也自此发端,成为商代后期文化的典型代表[20]。

  就殷墟遗址群的总体分布看,殷墟从建都伊始就是跨洹河两岸的,其内部格局在殷墟文化的不同阶段有所变化。建都初期,其城市重心在洹北。以洹北为中心,开始营建宫殿区和面积约41万平方米的宫城[21],但不久,大片宫殿建筑即被火焚毁,在聚落周围挖建了圈围面积达4.7平方公里的方壕[22]。出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刚刚挖就的方壕随即被草草回填,南壕甚至未加夯填[23],都城的重心即移到了洹南。以洹南小屯宫殿宗庙区和洹北西北冈王陵区为中心的200余年的时间里,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繁荣,殷墟都邑经历了规模由小到大、结构逐渐复杂的过程,聚落总面积达36平方公里。宫殿区的范围可能不限于原大灰沟与洹河围起的70万平方米的区域,而是向西延伸,以人工或自然沟壑为界[24]。但在80余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同样未发现外郭城的迹象。

  如果说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代前期的都邑布局(宫城+郭城),与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有较大差异的话,那么洹北商城可能正处于这两大模式的转折期。在承继了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某些布局特征的同时,洹北商城似乎又具有开洹南殷墟模式先河的意义:“正是吸取了(洹北)疏于防火的深刻教训,小屯宫殿才临河而建,并精心设计,处处防火。而由于洹河边特殊的地理位置,已无法满足再建城墙的需要。这可能是殷墟没有城墙的最主要的原因。”[25]当然,关于洹南殷墟未筑城的原因,学界还多有推想。最具典型性的推论是:“殷墟这一大邑聚落是通过星罗棋布式的小族邑簇拥着王族城邑而构成的。王族城邑是殷墟大邑商的中心,是都城的心脏,在王族城邑周围,在30平方公里王畿范围内向心式地分布着层层族邑,这层层族邑的沟通联结,形成了似无实有的聚落人墙,起到了聚落屏障或城墙的作用。加上殷墟文化时期的国力强盛和王权的强大威慑力,故殷墟都城很可能是没有外廓城墙设施的。”[26]作者把这类都邑布局称为“族邑模式”,认为“殷墟这种大邑都城形态,可能也直接影响了西周丰、镐京城的形态”。

  无论如何,在相隔了约200年军事攻防色彩浓烈的二里岗时代后,殷墟的聚落形态又呈现出与二里头都邑相近的状况,并正式进入了至西周王朝结束近500年“大都无城”的阶段。

  位于陕西关中西部的周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27]。狭义的周原指今岐山、扶风两县的北部,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先为周人灭商前的都城,终西周王朝则一直是周人祖庙之所在,也是王朝诸多贵族的重要聚居地[28]。在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也一直没有发现城垣的迹象。从文献上看,《诗·大雅·緜》只说古公亶父率周人在周原建筑“室家”,建筑宗庙与宫门宫墙,并未言及建筑城郭,可能是一例证。有学者认为这是不同于夯土围城的另一种城的类型,即“因自然山水地形地貌加以堑修(挖掘)而成的河沟台地堑城”。“它的北边是岐山山麓,东边是贺家沟、齐家沟,西边是祁家沟,南边是三沟汇聚的三岔河。一面背水三面环水。这正是作堑的绝佳地形”。而长安丰镐和洛阳洛邑遗址,也应类同[29]。

  西周王朝的都城——丰京和镐京遗址,地处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总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30]。在西周王朝的都城丰镐遗址范围内,的确尚未发现夯土城垣或围壕等防御设施。据最新的勘察结果,丰京遗址范围东至沣河西滩地,西至古灵沼河,北至郿坞岭北缘,南至冯村南至新旺村南一线,总面积约8.62平方公里[31]。新发现的面积广大的自然水面或沼泽地构成了天然的屏障。至于镐京外围,“南有洨水,东界潏水,西至丰水,丰水在马王村出折向东流,构成镐京的北界。三水……形成了护卫镐京外围的天然界河和堑沟”[32]。

  西周初年,周王朝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作为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西周时期的洛邑究竟为一城还是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其具体位置何在,长期以来莫衷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成周即洛邑,而西周时期并无所谓的“王城”[33]。从考古发现上看,西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瀍河两岸一带,但迄今未发现城垣。其兴盛于西周早、中期,到西周晚期已衰落,应即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的成周(洛邑)[34]。而在汉魏洛阳城下发现的西周城址[35]的时代属于西周晚期,不可能是西周早期兴建的成周[36]。至于西周晚期在成周旧地以东筑城,应出于“淮夷入寇”形势下的军事原因[37]。这样的推想是有道理的。

  据分析,周代主要诸侯国都城曲阜鲁国故城,可确认的最早的城垣大致属两周之交或稍晚[38];临淄齐国故城范围内西周晚期遗存的发现与文献所载齐国始都临淄在时间上大致相合,但也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垣遗迹[39]。

  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笔者已指出“在上述夏商西周三代王朝都城和方国都城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后世严格的城郭制度在这一时期尚未最后形成”[40]。此后长期的都邑观察和深入思考,使我们意识到这样的归纳尚不足以把握当时都邑与社会发展的切实脉络。显然,除了商代前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城郭形态,“大都无城”是广域王权国家时代都邑制度的主流。

  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曾论及“三代都邑城垣或有或无,尤其是西周时代的三处王朝都邑均未发现城垣,应主要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国势的强盛和以周边诸侯方国为屏障这一局面的形成,使某些王朝都邑和诸侯方国都邑筑城自卫这种被动保守的防御手段成为不必要……此外,都邑及其所凭依的王畿地区尽可能地利用山川之险以为天然屏障,也是三代都邑建置的一个显著特点”[41]。

  (二)春秋战国时代:兴于乱世的防御性城郭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政治上列国分立,各自立都,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具有防御功能的城郭布局应运而生。徐苹芳将其概括为宫城加郭城的“两城制”的形态[42]。

  在春秋时期的都邑中,我们还能看到上一个时代“大都无城”形态的残留。首先是位于侯马的晋国都城新田,在4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具有宫城性质的数座小城及宫殿基址,盟誓、祭祀遗址及手工业作坊遗址、居住遗址和墓地等大量遗存,整个都邑遗址没有外郭城[43]。俞伟超由是指出,“也许,商代至西周都城分散的居民点,到此时在某些都城已发展成分散的几个小土城;战国时,又集中为一个大郭城”[44]。另一个例子是洛阳东周王城,既往认为其始建于春秋中期以前[45],但对以往发掘材料的分析表明,“东周王城城墙的始筑年代不早于春秋时期”,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证明东周王城东墙始筑于战国时期,而与东墙一体的其余三面城墙的始筑年代也应相同,则东周王城的城墙始筑年代是在战国时期”。从春秋遗存的分布上看,平王东迁之王城也应在遗址范围内,只不过春秋时期的王城没有郭城[46]。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看,位于荆州的楚国郢都纪南城在春秋时可能并无大城城垣,现存遗迹应主要反映的是战国时期郢都的形态[47]。

  战国时期城址的大规模的增筑和改建,使许多春秋城址遭到破坏,因此我们对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都邑面貌的认识较之战国都邑要薄弱得多。有学者主要依据文献资料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郭布局进行了复原,认为将宫城置于郭城之中也即“内城外郭”是这一时期城郭布局的正体。如《春秋》中两次提及的鲁“城中城”之“中城”,一般认为应即鲁城内的宫城所在。由《左传》、《史记》中围城焚郭等事件所提供的线索,知春秋姜齐都城也是郭内有宫城,且位于中心地带。这一推断在考古学上亦有线索可寻。新郑郑韩故城的情况较为复杂,东城与西城城垣均经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构筑而成,现存城郭布局在春秋时期即已形成。结合文献资料,可知西城应为春秋时期郑都的原建城,含内城与外郭两大部分,而东城应属增筑的东郭城。“可见,‘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管子·度地》),是春秋都城布局的基本模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凡战国时期新建或改建的都城,格局都为之一变,出现了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的新布局[48]。据分析,新郑郑都的宫殿区、社稷与公墓区也都位于城内中部,以隔墙区分西宫城、东郭城的布局是战国时期形成的[49]。

  这种变化似乎还可以更简洁地概括为从“内城外郭”变为“城郭并立”。这一观察结果在对相关城址的深入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就城、郭的相对位置而言,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宫城在郭城之外,如临淄齐故城、邯郸赵故城等;二是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如曲阜鲁故城[50]、新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51](东城利用河道分割宫城与郭城,西城则为附郭)、洛阳东周王城[52]、楚都纪南城似乎也可归入此类[53]。如果说内城外郭的格局是春秋时期“卫君”的最佳设防,那么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国统治者竭力使自己的栖身之所脱离居民区的包围并满足其恣意扩建宫室的奢欲,似乎就成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新格局出现的主要原因。而军事、国防设施等的长足进步,也使宫城单独设防成为可能。

  既往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的论述,几乎无一例外认为春秋战国这一阶段的都城形态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如杨宽和刘庆柱两位先生尽管就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模式问题有过多轮不同意见的交锋(详后),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有一致的看法。杨宽认为“从西周到西汉是西城连结东郭的时期”,这种西城东郭的制度,是礼制在都城规划上的反映,它“不但为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侯国先后采用,而且也为秦都咸阳和西汉都城长安所沿袭”[54]。刘庆柱则提出了从史前时代方国或邦国的“单城制”,到夏商周王国时代的“双城制”,再到秦汉至明清帝国时代的“三城制”的演化模式[55]。但通过以下分析,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的兴盛和形态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应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似乎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非都邑单线进化史上一个必然的链条。

  (三)秦至东汉时代:“大都无城”的新阶段

  已有学者指出,与上述兴盛于东方列国的“两城制”的城郭形态不同,“从雍城到咸阳,秦国都城一直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的格局,并对汉代国都的城市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6]。的确,在战国时期城郭布局盛行的大势中,秦都咸阳尤其给人以“异类”感。

  战国中晚期秦国及秦王朝(秦代)都城咸阳遗址,地处关中平原中部的咸阳原上、渭水两岸。虽然数十年的考古工作中在这一区域发现了大量与秦都咸阳密切相关的各类遗存,但迄今尚未发现外城城垣,都城的布局结构也不甚清楚[57]。在地势高敞的咸阳原上,已发现了由20多处夯土建筑基址组成的庞大的宫室基址群。在这一范围内大体居中的位置,还探明了修筑于战国时期的一处长方形夯土围垣设施,发掘者认为应是秦咸阳的宫城——咸阳宫遗迹[58]。学者们一般认为秦都咸阳的宫城是存在的,至于究竟是单一宫城还是多组宫殿建筑组成的集群,甚至宫城的具体位置,都尚存争议[59]。

  如何解释秦都咸阳遗址不见城垣的考古现状,学者们意见殊异。持“有城说”的学者或认为城址全毁于渭河的冲决[60],或认为“秦咸阳主要部分——宫殿区在咸阳原上。尽管渭河北移,但其主要部分并未被冲掉”[61]。针对上述说法,“无城说”的首倡者王学理指出“如果渭水北移冲去咸阳的一部分,势必在今北岸的地层中留下两处墙基断岔。但迄今在这一带没有发现有关城的任何痕迹”,而“有关咸阳的文献记载,多是详宫而略城的”[62]。“秦咸阳实际是个有范围而无轴心,有宫城而无大郭城的城市,在布局上呈散点分布的交错型,政治中枢随时间转移,所以中心建筑也未定型,这一状况的出现,应该说由于秦国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63]。持“无城说”的学者大体一致的意见是:秦都咸阳是一个缺乏统一规划思想指导的不断扩展的开放性城市,其范围从渭北逐步扩大到渭水以南,最终形成了横跨渭水两岸的规模[64]。更有学者论证秦咸阳的外郭无垣,除了战时“无暇作长治久安式的全景规划”,还应与统治者心中的“天下”、“宇内”思想的成熟有关[65]。

  作为前后相继的帝国都城,秦都咸阳和汉长安城在布局和设计思想上有内在的关联,是可以想见的。但如前所述,秦都咸阳的设计规划模式已难以廓清,汉长安城在哪些方面对其继承并有所发展,还有待深入探讨。

  位于现西安市西北郊的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和新莽王朝的都城[66],据新的测绘结果,其城垣圈围起的面积近34.4平方公里[67]。此城址究竟是内城还是外郭?抑或属于“非城郭制”城市?学术界莫衷一是。针对汉长安城发现以来的主流观点——30多平方公里的城址就是汉长安城的外郭城,杨宽认为其“很明显的属于宫城(即内城)的性质”,“长安城内,主要是皇宫、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侯王、列侯、郡守的邸第。一般居民的‘里’所占的面积是不大的”[68]。对此,主持长安城田野考古工作的刘庆柱则认为“确认汉长安城为宫城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宫城是围绕皇宫(或王宫)修筑的城”[69]。

  二者对宫城概念的不同解释,差异在于杨宽取的是广义,而刘庆柱取的是狭义,已如前述。其实,内城、小城、宫城本不易作明确的划分。由前引刘庆柱论及“郑州商城已发现的内城可理解为‘小城’或‘宫城’”[70],可知小城、内城、宫城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通用的。《汉长安城》[71]的章节和附图,就包括城外的礼制建筑、离宫和苑囿,甚至汉长安城附近的诸陵邑。可见即使坚持认为汉长安城的城圈即郭城的学者,也不否认上述城圈以外的部分,属于汉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宽认为,“整个长安都城,应该包括内城和外郭”。张衡《西京赋》中描绘的长安“所谓‘经城洫,营郭郛’,说明当年经营的长安,不仅有城洫,而且有郭郛”[72]。具体而言,“长安城外存在着较大的郭区,其中北郭和东郭面积较大”[73]。论及先秦至汉代的郭区,杨宽认为“利用天然的山水加以连结,用作外郭的屏障,原是西周春秋以来流行的办法。兼用漕运的河流作为外郭的屏障,是西汉长安所开创的办法”[74]。而不认同汉长安城有“大郭”的刘庆柱也承认,“西汉中期,汉武帝修筑漕渠……形成了汉长安城以东的一条屏障,西汉中期以后,人们也就把这条渠与宣平门以东的祖道交汇处称为‘东郭门’(即东都门)”[75]。可见在东郭门的存在、时人习惯把长安城和漕渠之间视为“东郭”的问题上,二者的观点已大致趋同。

  或许,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们的认同,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首先,高祖定都长安初期并无城垣,与咸阳相似。惠帝筑城时,整个都城是否是先以城池为郭,据新近的分析,城内宫室建筑等的比重在二分之一左右[76]。及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人口剧增,遂“以城中为小”(《汉书·东方朔传》),又在城外兴筑建章宫、扩展上林苑等,城外的居民活动渐多,时人遂以渭河和漕渠为郭。有学者推测长安城“横门外夹横桥大道的市,当属汉朝臻于极盛时,长安城内工商业高度发展,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产物”[77]。而据考古发现,覆盎门外文景帝至新莽时期的墓葬区,也“很可能是整个长安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78]。如是,可以认为汉长安城的“郭”有一个扩大的过程,且从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进一步彰显了巍巍帝都的气势。

  汉长安城外的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推想。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的统计,在汉长安城北的厨城门外发现唐家村制陶作坊遗址(有夯土墙),城东的清明门外分别发现了郭家村铸钱遗址(发现窑址和大量钱范)、刘家村钱范窖藏(发现“五铢”钱模)[79]。说明城外以北以东区域,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均为墓地[80],甚至分布有较重要的遗存。

  至于汉长安城的“一百六十闾里”究竟是相当一部分分布于城外,还是均位于城内北部,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间争议更大[81],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如果再放开视野,可知汉王朝继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内史”为“三辅”;又在京畿地区建置陵邑(《汉书·地理志》),这些陵邑也是西汉京师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关于西汉长安居民的分布问题,王子今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就当时的居住习惯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间显然过于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作为大都市其诸多其它功能的实现,有诸陵邑的补充。西汉长安周围的诸陵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长安的卫星城。”[82]

  与长安城外是否有郭区相关的是长安诸市的具体位置。多有学者推断汉长安城的市或均位于城外郭中,或至少有一部分在城外[83]。即使不认可汉长安城外有郭区的学者,也不否认从文献上看,“城郊附近还有不少市,如便桥旁的交道亭市、渭城的孝里市、昆明池南的柳市、长安太学附近的会市等等”[84]。市的存在,进一步旁证了京郊居民区的存在。

  类似的争议延伸到了对东汉洛阳城性质的论定上。与叙述东汉洛阳城仅限于城圈的主流观点[85]相左,杨宽认为“洛阳城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南宫和北宫不仅面积很大,而且占据城中主要部位……宫殿、仓库、官署,和西汉长安一样,布满整个都城之内”。“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86]。的确,总体上看,东汉洛阳城内宫苑面积也达全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左右,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相比之下,对居民里闾与商市的安排则处于从属地位。

  另外,东汉洛阳城已有较大的郭区,但尚无具有实际防御作用的郭城城垣。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洛阳东郭以新开漕渠(阳渠)作为屏障,在漕渠上建有七里桥,并在桥东一里建有“门开三道”的东郭门。洛阳西郭以“南临洛水,北达芒山”的张方沟作为屏障,在张方沟上建有张方桥,东汉称为夕阳亭,亦称“洛阳都亭”,是上西门的外郭亭所在,具有郭门性质。杨宽据此指出,汉魏洛阳与西汉长安一样,“以天然河流与新开漕渠作郭区的屏障,同样以桥梁与郭门作为郭区的门户,或者以桥梁与外郭亭作为郭区的关口”。而“汉魏洛阳之所以会有与西汉长安如此相同的结构,该是东汉都城的建设沿用了西汉的制度”[87]。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中对洛阳城外的遗存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洛阳城周围,最高统治者同样精心营造了为数众多的宫、观、亭、苑,近城地带,更是各种重要礼制建筑的所在地和人口较为密集的居民区。”“洛阳三市中金市以外的马市和南市,分别设于城东和城南。”此外,还有白马寺、汉大将军梁冀所筑皇女台及私家园林等。其中北郊兆域,南郊圜丘、灵台、明堂、辟雍等遗址,都经调查、勘探和重点发掘。“历年来勘察实践显示,当时的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城外”[88]。显然,上述种种,构成了郭区的内涵。东汉洛阳城城圈的内城性质、郭区的内涵与结构,对于解读西汉长安城的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如前所述,随着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外郭城垣的兴建,“大都无城”的都城形态才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我们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由此,可以揭示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现象。

  (1)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而非“宫城+郭城”的布局,才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甚至当时的“天下”、“宇内”思想等,都有一定的关联。

  (2)其间只有商前期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为城郭布局的兴盛期,二者都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军事局势的高度紧张是其共性。

  (3)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布局,是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兼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属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都城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

  (4)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2]刘庆柱《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回顾及其研究的再思考》,《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3]宿白《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4]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第737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6]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第8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7]同[6],第130页。

  [8]许宏《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变局的考古学观察》,《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宫殿区外围道路的勘察与发掘》,《考古》2004年第11期;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10]李宏飞《二里头文化设防聚落的环壕传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6期。

  [11]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2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刘彦锋、吴倩、薛冰《郑州商城布局及外郭城墙走向新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3卷第3期,2010年。

  [13]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许宏、张国硕、刘莉等。详见[6];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第13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莉《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15]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第77~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岡村秀典《中国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学》,第207页,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8年。

  [17]孙华《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冈文化城址和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18]刘莉《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

  [19]秦小丽《中国初期王朝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域关系——二里头·二里岗时代陶器动态研究》,《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20]许宏《都邑变迁与商代考古学的阶段划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等《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遗址2005~2007年勘察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

  [22]何毓灵、岳洪彬《洹北商城十年之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

  [23]发掘者认为已发现的“夯土遗迹实为封闭的方形夯土城墙的基槽”,但“城墙基槽的外围未见护城河(沟)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的勘察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5期)。这与此前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夯土城址城、壕并存的情况不类,不符合就近取土筑城、扩大高差以增强防御性能的工程学常识。同时,遗迹内填土倾斜下凹,西槽、北槽“未见夯起的墙体”,槽内填土大多“夯打略松”,甚至“未经夯打”(见上引简报),南槽内“土质松软,未见夯筑迹象,甚至在某些局部仍呈壕沟状,沟内均为淤土层”(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殷墟都邑布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种种特征,都迥异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洹北宫城所见商代夯土城垣工程的典型工艺。因此,可以排除这一遗迹属于已开始夯筑的城墙基槽的可能性。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40~4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殷墟都邑布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25]同[22]。

  [26]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27]史念海《周原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76年第3期。

  [28]徐天进《西周王朝的发祥之地——周原——周原考古综述》,《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29]彭曦《西周都城无城郭?——西周考古中的一个未解之谜》,《考古与文物》增刊·先秦考古,2002年。

  [30]保全《西周都城丰镐遗址》,《文物》1979年第10期;胡谦盈《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第17~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1]付仲杨等《丰京遗址2012年考古调查和勘探收获》,中国考古网2013年1月21日。

  [32]卢连成《西周丰镐两京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

  [33]李民《说洛邑、成周与王城》,《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1期;陈公柔《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与王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人聪《令彝铭文释读与王城问题》,《文物》1997年第6期;梁云《成周与王城考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34]叶万松、张剑、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刘富良、朱世伟、范新生《西周早期的成周与王城》,《安金槐先生纪念文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36]刘富良等《西周早期的成周与王城》,《安金槐先生纪念文集》,大象出版社,2005年;徐昭峰《成周与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第11期。

  [37]徐昭峰《成周与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第11期。

  [38]许宏《曲阜鲁国故城之再研究》,《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附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39]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40]同[6],第82页。

  [41]同[6],第82~83页。

  [42]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4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第1~2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44]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而作》,《文物》1985年第2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1955~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第122~12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46]同[37]。

  [47]同[6],第93~95页;梁云《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辑。

  [48]马良民《试论战国都城的变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49]马俊才《郑、韩两都平面布局初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梁云《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考古学的视野》,第167~171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50]同[38]。

  [51]许宏《燕下都营建过程的考古学考察》,《考古》1999年第4期。

  [52]巫鸿著、许宏译《战国城市研究中的方法问题》,《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三联书店,2005年;同[37];徐昭峰《试论东周王城的城郭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1年第5期。

  [53]同[6],第94页。

  [54]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55]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考古学报》2006年第3期。

  [56]梁云《战国都城形态的东西差别》,《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辑。“非城郭制”最初由韩国河等提出。韩国河、陈力《论秦汉都城规划基本模式的形成》,《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57]王学理《咸阳帝都记》,第123~173页,三秦出版社,199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第9~12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58]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刘庆柱《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0年第5期。

  [59]同[54],第588、108页;王学理《秦都咸阳》,第7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60]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第8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61]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

  [62]王学理《咸阳帝都记》,第129页,三秦出版社,1999年。

  [63]王学理《秦都咸阳》,第20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64]韩国河、陈力《论秦汉都城规划基本模式的形成》,《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李令福《秦都咸阳若干问题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第145~14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65]梁云《“汉承秦制”的考古学观察》,《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66]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第13~45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174~2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67]董鸿闻等《汉长安城遗址测绘研究获得的新信息》,《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68]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69]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

  [70]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7期。

  [71]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

  [72]同[68]。

  [73]同[54],第577页。

  [74]同[68]。

  [75]刘庆柱《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考古》1992年第7期。

  [76]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第2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77]刘运勇《再论西汉长安布局及形成原因》,《考古》1992年第7期。

  [78]呼林贵《汉长安城东南郊》,《文博》1986年第2期。

  [79]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上册第142~143页,下册第49、53、58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

  [80]同[69]。

  [81]同[76],附录一。

  [82]王子今《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

  [83]佐藤武敏《漢代長安の市》,《中国古代史研究》2,(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年;马先醒《汉代长安城之营建及其形制》,《汉简与汉代城市》,(台北)简牍社,1976年;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3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同[68];孟凡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4年。

  [84]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宫城和市里布局形制述论》,《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3年。

  [85]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17~21页,中华书局,1984年。

  [86]同[54],第138页。

  [87]同[54],第600~601页。

  [8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236~2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作者: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05-24

 

打印排版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版权所有 联系地址:西宁市上滨河路一号 青ICP备08100067号

青公网安备 63010302000070号



电话:0971-8454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