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强 方子潇:史料概述与史料学:《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评述
发布时间:2019年3月11日

 

摘要:《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专著, 该书提出“史料学撰写有待提升”的问题, 主张注重史料学之“学”的内涵, 将史料的重要性从原来的工具层面, 提高到方法论的层面, 真正认清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该书在学科、理论、方法等层面的思考与探索, 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史料学, 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更上层楼。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史料概述;史料学;

中国史学发端较早, 发展较速, 至唐朝时期已有完备的史法。此所谓史法, 实为史书编纂之法, 而非后世所称史学研究方法。史学研究方法或史料学, 应为近代以来的观念。按照傅斯年先生的看法, 欧洲历史学至近代始发达,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较言之, 其实中国的宋代史学已具备此方法, 只是元、明、清三朝受制于政治等原因, 中国这种发端较早的史学理念与实践后来没有形成“当代欧洲的局面”[1]3-4。近代中国史学在东学 (日本) 、西学 (欧美) 及中国固有传统的激荡下, 其新趋向之一即是辨析史料的方法愈发成熟。

近代学人不仅在“史料学”观念层面进展明显, 在“史料学”的教学方面, 亦有卓有成效的实践。如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方法导论》, 即立足于“史料学”来讲述史学研究方法, 将史料类别区分为8对范畴。又如陈垣先生专门开设讲授“史源学”课程。据称史料学“在德国称为史源学”。傅、陈两先生大概均受到德国史学传统的影响。与傅、陈交谊颇深的郑天挺先生在1949年后讲授“史料学”课程时, 专门提到“在苏联有两门新的课程:一为史料学, 一为历史编纂学”, “在苏联每一学科著述, 必须先叙述这一学科的史料与编纂”[2]326。这反映出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讲授“史料学”的新风尚, 即从借鉴德国转向借鉴苏联。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起步较晚, 相关的史料学著述与教学实践较之于中古史而言, 也有一定的差距。1949年以后, 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中开设史料学课程, 其取法大概即为郑天挺先生所述的苏联历史学经验。其理论探索与教学实践结集后影响较大者, 以荣孟源先生《史料和历史科学》 (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陈恭禄先生《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中华书局1982年) 两书为代表。后来续作各书, 在史料举要及目录等内容上虽有所扩充, 但在“史料学”层面的拓展似未能超出二书范畴。

与此同时, 经过近20年来各类学科的建设与调整,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已有较大变化;近代史料的公布和出版, 在数量上、质量上均呈现出“大跃进”式发展。2004年, 有学者曾指出, 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总的来说对史料学的研究不甚重视, 亦缺乏深入地给予科学的探讨和解释, 专门的著作亦不多”[3]2。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 这一情况亦无明显改变。或鉴于此, 曹天忠教授新作《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一书, 又提出了“史料学撰写有待提升”的问题, 主张注重“史料学之‘学’”的内涵, “将史料的重要性从原来的工具层面, 提高到方法论的层面, 才能真正认清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第18页) 。

曹天忠教授, 1964年出生于广西博白, 先后在广西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求学访学, 师从钟文典教授、林家有教授、李文海教授、杨奎松教授等学者,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任教以来, 已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课程近20年。其间, 在史料学的理论方法和史料解读方面, 又取法桑兵教授研治和总结民国学人治学的取径, 努力将教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相结合。据作者称, 此稿数易, 不断充实内容, 在师友们的鼓励下终成《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一书, 且纳入张岂之教授总主编的“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首批五种之一。可以说, 该书是作者深入理解和贯通前人的研究和经验, 注入自己长期教学、研究经验与心得的重要成果。

作者意识到, 前辈们的史料学专著, 虽各有优点和价值, 但因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较快, 近代中国史料出版较速且类型复杂, 既有论述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所以史料学教材的撰写还有待提升。尤为重要的是,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研究需要更加系统的整理、更加深入的研究, 以及更多的优质专著, 尤其是具有较强的学术性、体现学科发展的前沿性与前瞻性的教科书, 以教授历史学初学者一些史料学的知识, 乃至治学的门径。

作者在选材上偏重通论性史料, “旨在培养学生的通学、通识和通解理念, 并不奢望对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有多大的帮助和作用” (第17页) 。这固然是作者自谦之语, 却也明确指明该书面向的主要是历史学专业本科生、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研究生。因此, 作为先后受惠于作者开设课程的后辈, 我们从普通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的角度, 将过往的课堂听讲、图书馆观摩的经验, 结合阅读该书的心得体会撰写出来, 质之当世, 或为其他读者提供一些思路。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划分, 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办最新颁布的学科目录标准, 即以中国近代史时间确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现代史确定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并合并中国近代、现代史。据此, 作者将全书涉及内容的起讫时间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至201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内容权重的分配方面, 作者也力求合理分配1840—1919年、1919—1949年、1949—2014年各历史时期的史料介绍, 以突破1839、1919、1949年所谓三个“九”关键年头的限制, 明确中国近代、现代史学科演化的来龙去脉。

全书共计19章, 凡50万字, 各章分别为: (1) 绪说, (2) 近现代史史料的重要性、分类和特点, (3) 原始档案, (4) 国外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档案, (5) 档案的出版与运用, (6) 会议记录、社会调查、考察报告、游记, (7) 日记、书信、函电, (8) 文集、诗歌, (9) 回忆录与口述史料, (10) 报纸, (11) 期刊杂志, (12) (13) 丛书、类书、年鉴、统计资料 (上、下) , (14) 方志、年谱、家谱、族谱, (15) 传记、笔记、野史、小说, (16) (17) 电子化史料和数据库史料 (上、下) , (18) 史料蒐集和整理, (19) 史料考证、解读和运用。

由此可知, 全书除开头两章和结尾两章讲述史料学的方法论外, 其他15章内容则以各类型史料概述为主, 分别讲述各类型史料的特点和价值。也就是说, 该书努力结合“史料学”著作与“史料概述”著作的优长, 既为高明者指示门径, 又为初入门径者解疑史料的基本分类、整理及出版情况。全书采用这样的体例, 以及分章设节的用意, 大概是作者有鉴于既往“史料学”著作往往面对高明, 而初入史门的学者往往茫然无所措手;“史料概述”的著作又不厌其烦介绍基本史料, 无法吸引高明关注。故而, 全书兼采“史料学”与“史料概述”之长, 而避其短, 可谓是作者的苦心孤诣。

全书关于“史料学”层面的内容, 分别从学科问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特点、史料蒐集和整理、史料的具体解读与运用等问题着手, 比较侧重方法论的探讨。作者十分重视“史料学”的概念, 以此为着眼点, 讲述了何为“史料”、何为“史料学”, 并梳理之前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的撰写及代表性著作, 介绍该书的用力之处和特色。

 

关于史料在学理层面的分类, 作者借鉴先贤对史料的分法, 以史料与史事本相关系的疏密程度及距离远近为尺度, 提出了“史料三层级说”, 即内层史料 (最接近或比较接近史实真相的史料) 、中间层史料 (即学术史史料) 、外围层史料 (与所研究问题虽没有直接事实、形式之间的联系, 但有理论、实质、逻辑普遍相关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理论和方法之类的史料) 。作者认为, 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 应该以内层史料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 并甄别真假, 加以综合、辩证, 同时以中间层史料参考比对, 将3种不同层面的史料同时参用, 交错运用, 方可能获得历史的真相和使结论成为定论 (第50页) 。洵为至论。

从认知史料到辨析史料, 再到解读和运用, 才是“史料学”的终极目标。作者强调需要重视史料“呈现为史料的过程”。不仅仅将史料视为静态的文本, 恰恰是民国以来所谓“史料学派”缺失之处。如果将“史料”作为一种动态的文本, 注意其形成过程, 则更容易把握史料、史实、问题意识之间的固有联系。

在此意义上, 既往将“史料学”作为历史科学的“辅助课目”, 这显然对“史料学”的学术评价还不够充分[3]2。作者认为, “史料学”之“学”, 是指处理史料本身以及史料与史学研究关系的一种方法论, 是指在史料的层面, 由行之有效的、学者普遍公认的治史经验提升为形而上, 并且将可以操作的带有相当普适性的“中观意义” (介乎宏观与微观之间) 的原则与方法运用到史料学的研究之中, 从而可以展开新的研究, 取得新的成绩和进展的研究方法论。虽然该书对各种史料的介绍、举要详细而全面, 但是作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是将史料学放在工具化和边缘化的地位, 而是探讨史料方法论, 探索史料学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实际价值, 提供如何处理史料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可操作性的基本方法。

如果全书纯以“史料学”内容展开, 固然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学理探究, 但是作为一本面向大学史学本科生、研究生的教科书而言, 便不免有些曲高和寡了。因此, 全书的主体内容还是分门别类介绍了原始档案、会议记录、社会调查、考察报告、游记、日记、书信、函电、文集、诗歌、回忆录与口述史料、报纸、期刊杂志、丛书、类书、年鉴、统计资料、方志、年谱、家谱、族谱、传记、笔记、野史、小说等各类型史料, 一一陈述其价值与不足, 且列出相对应的基本史料。这也是既有各类史料学著作的常态, 也就是所谓的“史料概述”。

一般而言, 治学有成的史学家往往喜讲“史料学”, 而不愿意从事“史料概述”之类的著述, 因其多为基础知识, 而难于在学理层面上出彩。虽然作者在“史料学”的论述方面取法乎上, 可是也乐于从事扎实的“史料概述”的梳理。就此而论,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至少为治史学不久、对庞杂的史料还找不到边际、摸不着头绪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查找、阅读史料的线索。作者从事研究、教学工作有年, 收集、整理史料甚勤, 处处留心, 故在书中所列出的史料极为丰富、全面。可以说, 该书不仅是一本教科书, 也是一本指示门径的著作, 为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初学者提供了学习史学的门径。时查阅该书, 大致了解所必须的、极重要的史料, 亦不至于陷入迷津。

在各类型的史料概述中, 作者虽以基础知识为主, 可是并不满足于知识的讲述, 同样融入一些方法论和学理层面的探究。如对学界比较重视的档案史料, 作者既肯定其学术价值, 也提出任何史料的重要性还须由研究的问题而定, 如研究社会思潮、思想文化等领域的问题, 采用报纸、期刊、文集等史料可能比档案更加有效。

对于作者最熟谙的报刊史料而言, 作者更是从史料载体、功能等角度, 强调“报刊分离”的问题。因许多史学研究者往往将报纸和期刊杂志连用甚至混用, 大多数著述也将二者合并处理, 称为“报刊”。作者有意区分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在形式上, 期刊较报纸发行间隔长;在内容上, 期刊所登文章篇幅一般较大, 专业性、学术性和思想性比较强;报纸则更偏重社会新闻、日常生活方面内容的登载, 其在信息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 但一般都比较浅显, 显得大众化和通俗化。此外, 二者混杂、“报中有刊”的情况也时常出现。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 史料的呈现方式有了巨大的改变。电子化史料、数据库史料纷纷出现, 使得原本需要奔波多日方可一见的史料, 或是藏之名山难得一见的史料, 或是散见各地难见全貌的史料, 现在只需坐在电脑前动一动手指, 便可全览。这是一种全新的史料呈现方式, 为前贤所不见或鲜见, 故既有史料学著作中很少记述此内容。作者用两章内容论述当下电子化史料和数据库史料, 介绍了其特点、类别以及优点、缺点, 传授了在电子化时代进行高质量史学研究的方法, 列举了重要的数据库和网站, 并附上了简介和网址。这一部分也是作者匠心独具的体现。

来源:《晋阳学刊》2018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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