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恩:史料学的新开展
发布时间:2019年3月11日

 

  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中,史料学是重要的基础工程。我初涉这一研究领域是从严昌洪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开始的。严教授在退休之年,将讲稿出版,嘉惠学林,深获学界好评,推进了学界对这一基础工程的建设。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天忠教授201610月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下称曹著),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曹著收入著名史学家张岂之先生主编的《大学史学研究生系列教材》,洋洋50万言,一方面充分吸收了前辈史家对于史料学的探索,包括分类模式和体例,史料与史学关系的论述,史料分布和内容叙述方式,史料的鉴别与使用指引等问题上的经验;另一方面有不少与时俱进的新开展。其突出特色主要有三:

  第一是打开人为的时间界限。中国近代史(广义,亦可称“现代史”)的时间范围,上限争议不算大,以鸦片战争为起始,学界大体都能接受;而其下限,经历了从止于1919年(台湾学界定为1911年)到止于1949年的过程,但仍有人为划线的痕迹。曹著将其史料考察的时间维度之上限做了弹性处理,下限则全面打开,一直延伸到当下,这是一个大胆、然而又十分合理的探索,有助于带动近代史学研究的拓展。我个人亦一直认为:近代史以某个具体年份划界,会妨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历史演变的本相而论,中国现代文明转型的整个历程都应该属于近代史的范围,而且在名称上,最好能够规范化到“近代史”(或“现代史”)的表述,消除“近现代”这种含糊的说法。曹著虽依现有二级学科名称仍称这段历史为“近现代史”,但明确打破三个“9”(1839年、1919年、1949年)的做法,难能可贵。

  第二是通专结合,以通为主。随着研究的深入,近代史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包括近代政治史、近代军事史、近代外交史、近代经济史、近代社会史、近代教育史、近代文化史、近代思想史、近代宗教史、近代学术史等。这些专史在史料需求上各有重点和特点,如何应对学科细分的挑战,是近代史史料学的一大难题。曹著采取的方法是:既注重典型举一反三、尽量兼顾各分支特殊需要,同时强化一般研究生所需要的共同基础,避免因过早过于求专导致史料知识上的狭隘和短缺。曹著的“通”有四:一是纵通,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文献视为一个整体,克服现有教科书或偏向晚清史料、或独钟民国史料、或只讲当代史料的局限;二是横通,注重贯通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综合性史料;三是类通,即在史料类别上囊括档案、文集、日记、书信、丛书类书、报刊、回忆录、口述史料、笔记、记录、年谱、地方志书、谱牒等各种类型,不仅包括最新出版的纸本文献,还开创性地详细论述了电子化史料和网络数据库文献、口述史料等;四是地域通,在系统讲论境内各地收藏的基础上,加重了对境外港澳台乃至整个世界主要国家的相关文献收藏的论说。

  第三是学用统一,强化对史料学之“学”的思考、提炼和对“用”的深度指引。史料学旨在应用,但更好的应用有赖于一般规律和方法的发现。曹著着意于将近代中国史料的基本认知从学界普遍公认的经验层面,提升为既带形而上属性、又具普适性的中观方法论原则;提出了关于史料的价值、史料分类分等、近代史料特点、近代史料蒐集整理、近代史料解读和运用等问题的一套比较系统的史料学理论和方法,并以三个专章加以论述,集中起来就是,认为史料学不仅是工具,而且是一种方法论。这些论述以前所罕有的主动性和前沿性深化了对史料的理解,打通了史料与史学之间的概念鸿沟,有益于引导人们展开动态化的史学进程。

除以上三大特色以外,曹著在增加史料目录学和索引学知识、筛选典型史料、补充新史料上的用力也非常多,体现了史料学的锐意拓新和日臻成熟。这部著作推陈出新,集开放、全面、深刻、前沿于一身,是值得有志于近代史学术的读者细细品读的一本好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1214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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